我首先对卷宗内的书证、勘验笔录、鉴定意见等进行了逐一审查。为了验证细节，我与同事们重走案发现场，重点复核了血迹的具体点位，并对路面划痕的位置与长度进行了测量。正是这些遗留在现场的客观痕迹，为还原案发经过提供了坚实的支撑，也提醒我必须让证据细化到每一项勘验数据、每一处客观痕迹。
张某辩解称车上纤维“可能来自家里被褥”。为此，我联系其家属，调取其家中被褥、毛巾、衣物等样本送检，排除可能出现的“误判”。然而，鉴定结果显示这些物品与现场纤维均不同源。这一结果意味着“家中来源”并不成立。
在继续核查辩解过程中，我重新审阅侦查人员的全部原始影像资料，注意到被害人臀部挫伤与衣物擦划痕方向一致，而卷宗中尚缺乏与车辆部位对应的鉴定。为进一步验证是否存在“其他车辆碰撞”的可能，我建议公安机关启动关联性鉴定。鉴定结论显示，死者臀部损伤系由三轮车左前转向灯部位接触形成——这一结果，揭示出辩解与客观事实之间的偏差，也成为厘清碰撞关系的关键支点。
张某的辩解是我们审查的重点——他坚称自己是在凌晨3:30就已经经过现场，早已离开。为核实这一关键时间点是否属实，我与侦查人员逐段调取了沿线监控，核查的结果是，监控视频精准地记录下，其车辆并非在3:30，而恰恰是在4:35分前后出现在事故地点附近，时间与案发高度吻合。
为进一步排除“其他车辆肇事”的可能，我们还调取了案发前后经过该路段的所有车辆监控及路况数据，结合证人证言逐一比对，最终排除了他车涉事的合理怀疑。同时，我们核查了被害人送医、出警、扣押物证、送检鉴定的全流程执法记录，确认各项程序合法、证据固定规范。
这些在核实其无罪辩解过程中逐一积累的客观证据，让“零口供”不再成为障碍，案件的实质真相开始清晰呈现。
证据体系相对完整后，我再次提审张某。面对精准反驳其“3:30经过”辩解的时间轴、监控截图、物证鉴定，他沉默良久，最终供述事故经过和逃逸细节。我适时开展释法说理，解释肇事逃逸的法律后果以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，同时引导其家属尽快赔偿。被害人家属在看到我们掌握的证据后，心中的疑问得到回应，也愿意与其和解。对他们而言，真相和赔偿同样重要，我必须以法治力量回应他们最迫切的期盼。
2024年9月25日，我们依法提起公诉。在法庭上，我着重结合补充侦查成果，说明张某无证驾驶、无牌上路、碰撞并逃逸的事实，展示纤维鉴定、伤口与车体对应关系、行车轨迹等证据，让证据之间的相互支撑清晰可见。辩护人再次提出纤维来源等疑问，我则以补充鉴定结果逐一回应。法院最终采纳检察机关指控，依法判处张某刑罚。
案件办结后，我反思这次办案的得失。“口供”并非定案依据，“零口供”更是要求我们要更加注重客观证据的收集与审查、关联与印证；面对无罪辩解，要始终保持开放态度，用事实去验证。通过自行补充侦查，我们对案情掌握更全面，也能在与犯罪嫌疑人、被害人沟通时更具针对性，促成真诚悔过与矛盾化解。正因为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实充分，双方才能在法律框架内达成谅解，社会风险得到有效化解。
有人问我，这类案件耗费大量时间是否值得。我想，只要想到在面对“零口供”的困境下，仍有人期待真相与公正，就觉得一切努力都具意义。司法工作需要耐心，需要谦逊，更需要把每一个细节都做实。只有这样，才能让人民群众感受到法律的温度，也让我们自己在回望时，不负最初的誓言。
